以前，雨过天晴或天清气朗的日子，站在芝山山顶可以远眺庐山五老峰。这不是传说，范仲淹就在芝山远眺过，还留下“偶临西阁望，五老夕阳开”的诗句。

鄱阳湖畔的庐山，“身份证”上有不少鄱阳信息。庐山西北麓有个千年古寺东林寺，寺前临溪，入门有条桥叫虎溪桥，桥头镇着一块大石头，上面刻着：虎溪桥，鄱阳徐乃武书。

2003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《庐山石刻》书中是这样介绍的：“虎溪桥”碑立于东林寺虎溪桥头，碑高180厘米、宽100厘米，花岗石素平。正面隶书阴刻竖写“虎溪桥”三字，字径56厘米，款鄱阳徐乃武书，字径7厘米。碑反面有碑记，字迹已模糊不清。《浔阳晚报》记者为此碑曾寻访过东林街村，村里已故老师曹天兴的遗霜谭三姐说：徐乃武系鄱阳一富裕人家子弟，由于患肺结核，于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到东林寺找妙理（住持）治病，妙理常上山为他挖草药配药方煎汤药调治。徐在东林寺呆了近四年，空暇时常到东林寺附近村庄走走，与年龄相仿者谈得来。

虎溪桥碑后面的碑记后被整理出来，大概内容是：明朝隆庆三年（1569），大水冲垮了千工官塘堤坝，九江一姓刘的豪绅乘机挖塘坝霸占官塘。于是，白鹤乡十三姓农民60余人捧着《乡志》联合告状，从德化县至九江府再至省按院，官司反反复复打了53年，最终农民赢了。怕豪绅日久又生事端，也为让子孙牢记这场官司，乡民请人把经过写成文，并到东林寺找来“阿弥陀佛”四个大字之一的佛字碑石，把官司前因后果刻在碑上，并把碑竖在东林寺驿道边。徐乃武和妙理用此碑石刻虎溪桥碑时，肯定看见了这块碑文是刻在一个大佛字上的，他们没有把碑文铲平，而是在后背刻上“虎溪桥”三个字。用意很明显，想把碑文留下来。此举也使这块冷冷的石碑，成为一块充满感情和热血的纪念碑。

徐乃武先生写字时的非凡架势和气度，民俗学者李文藻在他的《外婆门口是饶河》书中有详细描写：“……用四张旧报纸粘为一个单元，洗脸盆中几十斤赭石碾成粉末，再加水，又勾兑墨汁，四两丝棉外加半斤棉花做笔，徐伯一声咳嗽一声吼，全身精力运于右臂，右手五指发壮，气运丹田，笔走龙蛇，片刻功夫，150×200公分大小的‘芝阳饭店’四字，就呈现在众人面前。真是神人神力神字，一气呵成。徐伯自幼习武，中国功夫与中国书法融为一体，炉火纯青，手到字成，众人都看呆了。”

李文藻先生曾做过30年县政协委员，据他回忆：徐乃武先生年轻时到东林寺读书、苦练，深得寺中长老赏识，并请他写了“虎溪桥”三个擘窠大字，令人镌刻碑石，矗立虎溪桥旁。鄱阳县政协曾组织第6届政协委员到九江政协学习，庐山东林寺方丈听说后，马上派人下山到九江政协打听徐乃武先生近况。无巧不成书，徐先生当时就在学习访问团中。于是，一行人被请上山。东林寺方丈对瘦骨嶙峋的徐先生说：长老圆寂前交待，“东林寺写字，要寻乃武”。于是，“先生捡地上赭石捻成粉，用脸盆化水调开，用丝棉做扫帚，打赤脚飞上圆桌面写字……”这是当年在场的政协委员回来后的评说，至于写了什么内容，记不清了，但先生写字的气势烙在了大家心里。

据徐先生弟子卢红波《永远的思念》文中回忆：1982年，徐乃武先生重游庐山东林寺。与果一住持相遇。两位故人相见，谈经论道，叙故怀旧，不胜感慨。果一大师告知先生，虎溪桥碑历经半个世纪风雨，仍然完好无损。先生十分欣慰。在果一大师的陪同下，先生在虎溪桥碑旁伫立良久，依依不舍。其外孙姜小平保留了一张徐乃武先生与虎溪桥碑的合影照片，不知是否拍于此时。

东林寺畔的虎溪桥大有来头。魏晋时期，庐山佛道兴盛，山上常有数千人往来。宗教的昌隆，加上儒者的归隐，庐山由此名声鹊起。在庐山修行的高僧慧远将自己禁足在虎溪， “影不出山，迹不入俗”。他送客或散步，从不逾越寺门前的虎溪。如果过了虎溪，寺后山林中的老虎就会吼叫起来。有一次，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来访，三人相谈投机，不知不觉越过了虎溪桥，直到老虎发出警告的吼叫才恍然大悟，三人相视大笑而别。这就是“虎溪三笑”的故事，虽然后世有人根据三人的生平对故事提出过质疑，但并不妨碍故事的流传和影响，或许人们更愿意相信儒、释、道三家相互交融的一面。

《鄱阳县志》载：徐乃武，篆隶真行皆精，尤以汉碑见称。先生很年轻的时候就因书法造诣闻名县内外，许多人慕名前来求墨宝，鄱阳城鸣山古寺前的径丈大字“阿弥陀佛”也出自其手，县档案馆保存的一张拍于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）的照片中，隐约可窥雪泥鸿爪。卢红波在文中回忆：先生“爱穿雪白的长衫，颇有才子风度。不仅学问高深，书法精湛，还是一位气功八段锦高手。”先生早年曾任私立正风中学训导主任，晚年为鄱阳书法事业殚精竭虑，在鄱阳率先成立姜夔书法社，培育书法新人。

时人喜欢把风景、名胜两个词连用，其实不然。风景是天造地设的自然美景，要修练成名胜，必须经过无数代名人、历史和文化的有序传承。在庐山从风景锤炼成名胜的征程中，鄱阳人的身影多么矫健、洒脱。（记者 程琳萍）